生物质供热技术产业发展建议和问题思考

究其原因，无外乎内因与外因：内因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尽管经过十余年发展，生物质供热产业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片面强调产业规模，使得众多非专业企业跻身行业，造成众多失败案例；又由于早期缺乏行业标准、规范，导致鱼龙混杂，劣币驱除良币时有发生。

另一方面，基础研究缺乏，大家热衷产业化，但对支撑产业发展所必须的基础研究缺乏耐性和等待。一些研究机构在缺乏足够数据和实验支撑的前提下轻率下结论，导致对行业产生误导和伤害。

外因则有三方面：

一是概念错位，至今仍有城市把生物质燃料归于污染燃料加以禁止，供热全面选用天然气代煤，造成巨额财政负担，一边是高额补贴化石能源，一边是可再生能源禁入，本来用生物质代煤实现污染物和碳排放双降的可再生能源发展重大机遇被扼杀于摇篮；

二是政策错位，北方大部分大中城市都在执行的政策是所谓“两网覆盖”地区（集中供热管网、天然气管网）生物质禁入，集中供热主要靠燃煤，天然气作为化石能源仍然高碳排放，这样的与可再生能源法相违背的政策却被广泛施行，严重制约了作为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生物质能的产业发展；

三是行政错位，由于污染物排放和碳排放归口不同管理部门，过去几年国家投入巨资补贴施行“煤改气”“煤改电”，电力来源主要是燃煤，天然气主要依赖进口。作为市场主体无权选用适合自己使用的能源，作为可再生能源由于没进入国家推广的主渠道，市场无法发挥其调配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也就自然使得具备市场竞争优势的产业无法通过市场获得成长的机会。

所幸的是，生物质供热产业在我国发展十余年，没靠补贴而是完全依靠市场顽强生存了下来，并在供热市场竞争中获得了相较于燃煤、燃气的比较优势。在国家明确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背景下，对照国际生物质行业的发展历程和现状，我国有必要深入考虑生物质供热产业的发展定位和发展路径。

发展生物质供热是实现能源安全的重要途径。有专家说，我国统计生物质资源总量也就是9亿吨，全部使用也只能解决能源消费总量不到1/3。这需要换一个视角，我们使用的石油60%依赖进口，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超过40%。中国作为世界能源消耗第一大国，短期不可能能源完全自给，而每年全球生物质再生资源总量是全球能源消耗总量的10-20倍，目前只利用了不到2%。欧盟是全球生物质应用第一大地区，50%的燃料依靠进口。生物质固体燃料已经是世界第四大贸易燃料。“一带一路”国家特别是我国周边的东南亚、俄罗斯东部地区生物质资源总量超过40亿吨，完全可以满足我国供热能源市场需求，并且这些地区的能源合作远离能源热点地区，能源安全更有保障。

发展生物质供热为乡村振兴提供内生产业发展动力。根据费孝通先生的研究，乡村振兴首先要产业振兴，乡村产业振兴首先要发展具有乡村比较优势的产业，才能使产业发展成为有源之水，有根之木。生物质能产业根在乡村，生物质资源农业废弃物、林业剩余物等产自乡村，由于资源密度、能源密度低，大部分燃料化加工适合在乡村，而加工的季节刚好在北方的农闲时节，产业发展需要的技术、装备、订单来自城镇。供热信息网了解到实现生产在乡村，消费大部分在城镇，用城镇供热需求市场拉动周边乡镇生物质供热产业发展的格局。乡镇产业发展后实现生物质燃料对农村薪柴和燃煤的替代，新建乡村新型能源基础设施，不再重复城镇化石能源的基础设施建设，使乡村振兴依托于自有的绿色能源，降低能源成本，为农产品深加工、下一步生物基材料的发展提供绿色动能。

发展生物质供热是污染物与碳排放双降的环境安全治本之策；大气环境污染来自两个方面：污染物排放导致雾霾等区域性环境问题，碳排放导致的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在碳排放问题没有凸显的80年前，英国采用天然气取代燃煤，解决了污染物排放问题。但现在，英国正在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取代包括天然气在内的化石能源，应对碳排放问题。全球最大的燃煤改燃生物质电厂（6*660MW）就诞生在英国。我国现在是在面临污染物和碳排放的双重问题，如果采用“煤改气”或“煤改电”是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并且耗资巨大。我国高瞻远瞩，提出的“30-60”目标实际是倡导标本兼治的能源革命，采用可再生能源取代化石能源，既解决中国面临的能源问题，又解决世界发展面临的可持续性问题。生物质能作为目前全球可再生能源市场第一大能源品种，理应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基于以上分析，对生物质供热产业发展形成以下建议：

一是清概念，统一认识。清洁能源与清洁技术。首先国际上清洁能源的概念等同于可再生能源，能源的清洁与否取决于是否会对环境产生净碳排放，而不是考察其是否有污染物产生。有的人混淆了两者的概念，把煤制气、天然气都纳入清洁能源范畴。化石能源使用清洁技术可以减少污染物排放，但无法避免碳排放。因此，化石能源无论怎样都不会纳入清洁能源范畴，这是能源性质决定的。反过来，清洁能源尽管没有或很少碳排放，但也需要采用清洁技术以减少污染物排放。利用清洁技术提高能源效率是减少污染物排放的直接途径。政策制定部门特别需要厘清概念，明确生物质能的清洁能源身份和地位，明确国家采用可再生能源取代化石能源的发展方向，使得能源市场得到明确信号。

二是促进碳市场尽快建立，还原化石能源真实成本。煤炭的低价格是煤炭大量使用的根本原因，但是燃煤带来的污染物排放和碳排放却是全社会在负担，相当于全社会补贴燃煤。天然气虽然碳排放少于燃煤，但也属于高碳能源，并且，全球天然气贸易全给中国，也只能解决我国燃煤替代的一半，部分地区补贴天然气使用的做法无异于饮鸩止渴。与其大规模补贴天然气何不建立基于自身优势的可再生能源解决方案？建立碳市场是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抑制化石能源消费的市场化途径，是全球通行做法。我国应尽快推进碳市场建设，还原化石能源消费的真实成本。为包括生物质能在内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提供市场空间。生物质供热的碳减排已有国际公认的方法学，尽快推进碳市场建设将有力增强生物质供热的市场竞争力，实现生物质供热产业的快速增长。

三是破除阻碍产业发展的政策藩篱和行政干预，在保持监管的前提下，让市场发挥更大作用。前文已经分析了某些地方政策对生物质供热产业的制约，在产业发展初期，由于大家缺乏认知和共识，出台不适当的政策可以理解，但在“30-60”的大背景下，这些制约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政策亟待清理，新能源是二十一世纪各国竞争的焦点，未来十年也是行业发展面临的黄金机遇期和我国减排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期。在各国生物质供热产业蓬勃发展的背景下，中国决不能因为行政束缚而自废武功，在这个本有比较优势的领域拱手让人。只要摆脱行政制约，生物质能行业有信心为我国“30-60”目标的实现做出我们的突出贡献！

作者:世界生物质能委员会（WBA）副主席、吉林宏日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